1989年3月20日。
在一辆由长沙开往郑州的258次列车上的10号车厢厕所里,此刻传出一阵阵惨叫声。
乘警吴建新被几个匪徒用刺刀顶住脖子,拷在厕所的扶手上,匪徒们拿出点燃的香烟,直接烫在他身上。
“怎么样,还舒服吧?” “你们不是挺威风吗,怎么这会儿不耍了?”
原来,有几个东北流窜犯在孝感站登上了列车,列车启动后,有两人把手伸向了乘客的提包。
正在这时,乘警吴建新、刘松森巡查到了10号车厢。他们大声呵斥,并立即对匪徒进行搜查。 突然,10号车厢的另外七个流窜犯一拥而上,迅即封锁了两边车门,数把尖刀逼到了两名乘警的要害部位。
车厢里的旅客眼神惊恐,被吓得瑟瑟发抖。几个流窜犯手持尖刀,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搜刮钱财。
有人不甘心自己全部的身家被抢走,奋起反抗,结果被尖刀捅得遍体鳞伤,有的丧心病狂的匪徒直接把人扔下飞驰的火车取乐,更有匪徒竟然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强行侵犯了年轻的女乘客。
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3.20”铁路特大抢劫案。
这起案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
随着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东北老工业基地逐渐出现衰弱的迹象,大量失业工人找不到活路,开始走上犯罪的道路,这其中就有一部分把主意打到了铁路上。
他们拉帮结派,成群结队的作案,号称“东北虎”。盗窃、抢劫,犯下无数大案要案,这些人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时髦的名字,叫做“南下铁道袭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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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公安部门的统计,铁路上的流窜犯已经达到了10万人之多!当然,这中间不全是东北人,全国各地的人都有。
而新中国的火车第一大劫案,就是上面所说的3.20专案。
当时,所有坐过258次列车10号车厢的乘务人员、旅客,时至一年之后提起“3·20”案件都毛骨悚然。部分乘客甚至受到很大刺激,有的老人时常在梦中惊醒。
频繁发生的火车劫案,让全国人民群众愤怒至极,他们义愤填膺,纷纷质问铁路、公安部门,为什么会这样。
铁路公安虽此前多次开展打击流窜犯罪专项行动,如1984年的全国“3·20”扫荡、1986年株洲段行动等,但因组织不力、未找到打击东北流窜犯的有效办法,导致犯罪形势愈发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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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5·10”专案组应时而生。
面对严峻的铁路流窜犯罪形势,公安部与铁道部高度重视,决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对策。5月10日,打击东北流窜犯罪团伙协作会在郑州召开,来自五省市及多个铁路公安系统的33名代表参会,经过充分讨论,会议最终决定打破区域和警种界限,成立特别综合专案组,下设郑州、上海两个“5·10”专案组,东西协同围剿东北流窜犯。
其中,郑州“5·10”专案组以郑州铁路公安局为主,前期抽调七局24名侦查员于5月16日组建,先后陆续有37人参与破案。专案组的办公地点选在郑州铁路公安分局收审所外的临时小平房,交通工具仅有一辆长江750偏斗三轮摩托车。通信经费,无。办案经费,无。办案条件异常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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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郑州“5·10”专案组前线总指挥,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副科长王仲刚感到压力巨大。这起案件侦破难度高,在此之前,公安机关并未掌握有力的线索,加之抓到的罪犯都很狡猾,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只能放了他们。
距离“3·20”案件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不但侦破工作仍毫无进展,前期负责调查的侦查员还丢了枪,这可不是件小事。
此外,郑州“5·10”专案组队伍来自各地,成员背景、经验各异,协调难度大。办案条件也很简陋,严重制约工作开展。王仲刚对自己能否胜任如此重大案件的指挥协调心存疑虑,毕竟他也没主持过这么重大的案件侦破工作。
关键时刻,郑州铁路局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光礼给他吃了颗定心丸,王光礼谈到十五年前王仲刚心细如发、侦破抢劫押运员案的往事,鼓励他要勇挑重担。在王光礼的支持下,王仲刚重振了办案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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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首先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叫做毕海波的贼头身上。
原来,早在专案组成立之前,郑州市公安局就盯上了毕海波,他们发现毕海波为首的几个东北人经常昼伏夜出,购买去往各地的火车票,但是又不在外地过夜。根据线人提供的情报,毕海波手里头还有大量来历不明的钱财,有重大作案嫌疑。
郑州市公安局经过细致的情报摸排,终于在郑州郊区抓获了毕海波等人。随着“5·10”专案组成立,毕海波等人也被移交到专案组。
然而,要从毕海波身上打开突破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东北出来的匪徒,号称“南下铁道袭击队”。不但非常的抱团讲义气,还有着丰富的对抗警方的经验。
他们深知铁路抢劫案和普通的案件不一样,受害人天南地北,下了火车就各奔东西,作案现场的火车,早就因为再次运营,清理过无数遍了,警方调查取证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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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要咬紧牙关,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而毕海波就是采取了这种方式,他一到专案组,就立马推翻了之前的口供,每次提审,任凭审讯人员给烟抽、给水喝、嘴皮子磨薄,哪怕是磨破,他都是一个念头,打死也不说。看你们能奈我何。
于是,王仲刚决定改变策略,他打算发挥一下得力部下冯杰对地方熟悉的优势,对毕海波进行迂回突破。
王仲刚注意到毕海波与一名叫小红的女子关系密切,同时意外发现这个小红已经怀有身孕。于是,他安排冯杰找到小红,打算利用她来突破毕海波心理防线。
根据小红的叙述,她家里根本不同意两人在一起,所以小红也是顶着家里的压力,没有孩子打掉。
“今天把你找来,就是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让他打消顾虑,不要再作无谓的妄想,坦白从宽。”
在王仲刚的引导下,同时考虑到肚子里的孩子,小红答应配合专案组劝说毕海波。
在审讯室里,毕海波看到小红开心不已,但旋即意识到,这是专案组的“诡计”,于是他对着几人破口大骂。但小红哭着告诉毕海波,自己怀了他的孩子,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希望毕海波能够坦白从宽,争取减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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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刚也在一旁适时引导,以政策保证坦白从宽,尽可能消除毕海波的顾虑。最终,毕海波弃械投降,供出自己在黑龙江的真实住址,还交代了与杨志刚等人在多趟列车上的盗窃犯罪事实,包括1988至1989年多起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涉及十一名案犯,其中特大案件六起。
毕海波的供词为“5·10”专案带来关键突破,让专案组初步掌握了犯罪团伙情况。
为鼓励毕海波继续交代,专案组成员还特地给他买了烧鸡和烟。酒足饭饱之后,王仲刚从毕海波口中得知这帮东北人在郑州的落脚处大多选在德化街的春光旅社,当王仲刚问毕海波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当落脚点时,毕海波笑了笑,说道:
“那里有几个漂亮女人。”
原来,他们选择这个春光旅社的原因,主要是里面有几个年轻漂亮的女性从事X交易,其中被称为“胖妞”的张俊梅是旅社老板娘女儿。
事不宜迟,王仲刚立刻安排专案组成员在春光旅社附近蹲守,很快,他们就抓住了张俊梅,
王仲刚发现,这个“胖妞”张俊梅实际上是个模样很可爱的女孩儿,一张娃娃脸,皮肤白嫩,身材丰满。因为刚刚公安被抓来,惊恐未定,样子有些狼狈。
根据张俊梅的供述,王仲刚这才初步掌握了这帮流窜犯的人员名单:毕海波、杨志刚、钱振民、王奇、么福军、于艳春、穆建、贾永发、盛兆福、张三、泰来小五、小面包、赵胖、大民、曹猴子、大龙、盛狗、二驴子等二十二人。
其他女人的口供也证实张俊梅并没有撒谎。王仲刚等人分析后,决定利用张俊梅立功心切、害怕被法律制裁的心态,把她发展为线人,代号“5·10”专案01号线人。
“3.20”案件总算是有了一些进展。王仲刚不仅掌控了东北流窜犯在郑州的窝点,还通过审查毕海波、张俊梅等人初步掌握了22个东北流窜犯情况,甚至还意外发展了一名跟嫌疑人有密切联系的线人。
为了尽快破案,专案组立刻报请铁道部公安局,在刑事犯罪资料库里全面筛查,尽可能查清这22人的真实姓名、别号、绰号、住址,以及在铁路各地流窜作案的情况,尽可能获取本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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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们还报请铁道部,向全国各级铁路公安机关发出第1期《查缉通报》,列出需要调查的36起案件线索,对 22名嫌疑犯发现1个、抓获1个,并想方设法找到事主和受害者。公安部迅速向全国各级公安 机关发出了5000多份《查缉通报》,以最快的速度覆盖了全国所有县以上公安机关。
随后,专案组成立了第一追捕组,由老刑警陈宁任组长,成员包括商俊奎、韩庆华、张其刚等六人,他们于1989年5月25日前往东北追捕。
陈宁,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刑警队副队长,破过很多案子。他沉默寡言,但工作踏实机敏。每次碰到案子,都是一门心思,不管不顾,不破案不罢休。
之后王仲刚又派出了第二、三追捕组,分别赴北京、河南与湖北境内,侦查、缉捕流窜犯。
东北地域广阔、环境复杂,为犯罪提供了天然屏障,想在这片土地上搜寻22名逃犯,无异于大海捞针、难于登天。
陈宁等人抵达后,即刻跟当地公安取得了联系,核查张俊梅等人提供的追捕对象信息,这中间涉及大量人、钱、物、协调沟通,同时还需要建立临时的情报网,但因经费有限,他们只能先欠着。
6月13日,专案组得知嫌疑人之一的“泰来小五”杨文清在家,便派商俊奎、刘思明前往黑龙江泰来县缉捕,成功将睡梦中的杨文清抓获。
杨文清是南下流窜作案犯罪嫌疑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从初步掌握的情况看,他背后肯定有几个重量级人物。杨文清不仅自己犯下了多起大案,而且他在南下作案的犯罪团伙间来回跳跃,如果能撬开他的嘴,专案组就能掌握相当一部分犯罪团伙的内幕及一批重要线索。
但初审杨文清时,他态度非常顽劣,东拉西扯就是不认,一度让陈宁忍不住想揍人,审讯旋即陷入僵局。
虽然没能从杨文清口中得到线索,但第一追捕组也算是初战告捷,大家欢欣鼓舞,于是,王仲刚决定趁热打铁,开辟更多情报来源。
他安排冯杰找到了在郑州倒卖火车票的铁路工人王建,这个人经常旷工,主要靠倒卖火车票为生。去年以来,很多东北流窜犯上车作案的火车票都是他提供的。此人交际面广,认识很多东北流窜犯,有较强的活动能力,也就是说跟张俊梅一样有接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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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冯杰以王建的违法事实为突破口,一顿大棒加胡萝卜,成功将他发展为专案组的灰色线人。王建拍着胸脯保证,来一个(流窜犯)帮专案组抓一个,要不然就把他抓起来。
6月9日,第一抓捕组陈宁等人又得知了齐齐哈尔流窜团伙首犯吴殿涛的情况,直接把他堵在了家门口,一番搏斗后吴殿涛成功落网。
接到陈宁电话,王仲刚抑制不住兴奋,连声地说:“好!干得好!干得漂亮!我再一次向第一追捕组的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
但吴殿涛也跟杨文清一样,装傻充愣,负隅顽抗,企图用老方法逃脱法律制裁。于是,陈宁决定把他带回郑州,交由专案组继续审讯。
第一追捕组在东北一个月,虽未完成抓捕十名以上人犯的任务,但抓获了吴殿涛、杨文清,还查清了“赵胖”“大民”等重要案犯的真实姓名和住址。
吴殿涛被带回郑州后,专案组用计从他口中套出了“南下铁道袭击队”三巨头及曹猴子团伙的信息。
原来,在吉林省白城市,有一个以曹猴子为首的南下犯罪团伙。他们这几年没少消停,在好几条铁路干线上都犯下了大案。据吴殿涛交代,曹猴子好吃独食,他们上的车,别的团伙不能上。有一次,两伙人还因为抢夺地盘打了起来。
曹某,绰号“曹猴子”,时年38岁,籍贯吉林省洮南市洮安县大兴公社,后迁居齐齐哈尔市。其自幼年起便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以流窜盗窃为生,拥有近二十年犯罪史,作案轨迹多集中于铁路沿线。此后,曹猴子在河南省许昌县组建家庭,家人长期被其蒙骗,误以为他是往来经商的东北商人。
1976年,曹猴子因盗窃被吉林省白城市公安局处以两年劳动教养,次年因患病获得保外就医。然而,他并未改过自新,1980年3月,再次因盗窃行径被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刑满释放后,曹猴子仍不思悔改,频繁与吴殿涛、毕海波、杨文清、杨志刚等人纠集,成为“南下支队”杨志刚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经侦查人员初步查明,仅1988年至案发期间,该团伙在京广线各次列车上疯狂作案达12起,曹猴子参与盗窃涉案总价值高达58900元,严重危害铁路运输安全与旅客财产权益。
王仲刚反思前一阶段追捕工作,虽然也有一些进展,但是,追捕工作成效却不明显,没有完成预定的目标。特别是第二、第三追捕组,没有在其他地方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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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思熟虑,王仲刚认为,专案组应当集中兵力在流窜分子集中区域开展歼灭战。于是,他起草了兵发白城、兼顾江南战场的作战计划,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捕捉曹猴子、赵喜贵、钱振民等犯罪团伙上,王仲刚的计划得到了铁道部公安局的支持。
此时,王仲刚接到去上海参加“5·10”专案会议的通知,在会议上,他得知上海专案组成绩显著,先后抓了十几名犯罪分子,打击了流窜犯的嚣张气焰,这让王仲刚倍感压力。
回到郑州后,王仲刚随即召开了专案组会议,认真总结了一个半月以来的侦破工作,仔细盘点梳理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决定学习上海经验,重新调整今后一个阶段的侦查追捕方向。旋即,专案组打散了原来的人员结构,进一步加强了东北地区的追捕工作,把“3·20”案件作为专案中心来侦破。
随后,根据拟定的作战计划,专案组来到了白城,流窜犯罪分子将素有“小枢纽”之称的白城作为专吃铁路的黑色旋风主要风源。在当地公安干警的帮助下,他们成功抓住了一个“舌头”,所谓的“舌头”,就是犯罪团伙下面知晓情报的小喽啰。
战机稍纵即逝。王仲刚立刻对其进行突审,根据“舌头”提供的线索,王仲刚做了一番详细的部署,一张天罗地网悄然撒开,王天生、葛景奇、汤建权、曹猴子等6人在公安干警的眼中无所遁形,只得乖乖束手就擒。
对嫌犯曹猴子,专案组人员文明执法,曹猴子患有肺气肿,审讯时常常剧烈咳嗽,专案组就给他端茶倒水捶后背,使曹猴子受宠若惊,原本以为曹猴子会跟其他犯罪嫌疑人一样滑不溜手,没想到这一次曹猴子异常爽快,主动要求交代情报换取立功机会,他供出了七八个名字,一口气把他知道的全都交代了出来。
原来,剩余的案犯都是齐齐哈尔碾子山的人员。3.20大案的真正首犯,就包括绰号“东北虎”的赵喜贵和绰号“亡命车匪”的钱振民!
在审讯过程中,曹猴子多次表示愿意充当专案组的线人,经过慎重考虑,专案组决定把抓捕重点放在齐齐哈尔的碾子山,他们大胆放掉曹猴子当线人,代号“5·10”专案03号线人。
考虑他的气管炎经常发作,每天给他补助10元钱,看病另报销。曹猴子的气管炎犯了,追捕组先带他到齐齐哈尔第一人民医院看病输液,并安排侦查员跟他同吃同住,当然,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监视,另一方面也有用感情打动他的目的。
侦查员无微不至的照顾,让这个已经步入中年的嫌疑犯感激涕零,曹猴子反复激动地说:“从前我在警察眼里是个混不吝、渣子,人人嫌弃。现在你们对我这么好,哪怕豁出命去找他们,我也在所不惜!”
过了没两天,曹猴子再次提供了碾子山 “3·20”案件重要知情人,这对专案组来说不亚于天降甘露,于是,他们迅速出动,抓住了袁宏、林中文两人,经过数次审讯,王仲刚终于撬开了两人的嘴,他们交代了七个“3·20”案件重大嫌疑人员名单:刘艮波、李秀江、郑松华、原非、石长朋、吴明涛、李兴亚,但此时的王仲刚对案情还是一头雾水。因为,他们对赵喜贵、钱振民的下落一无所知。
1957年6月10日,一对普通工人夫妇迎来儿子赵喜贵的诞生。初为人父母的喜悦中,他们盼着孩子将来能出人头地。父母从小便教育他要走正道,这些话,赵喜贵都记在了心里。
九岁那年,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赵喜贵受邀去干部子弟同学家玩耍,次日同学母亲却找上门,一口咬定家中丢失的二十元是赵喜贵所偷。尽管赵喜贵哭着否认,可工人家庭终究抵不过对方施压,父母含泪赔了钱。从此,'小偷'的标签贴在了他身上。
悲愤之下,赵喜贵潜入同学家偷走五十元。这笔钱让他尝到了甜头,他用偷来的钱买新衣、吃卤肉,还在齐齐哈尔潇洒流浪数日。此后,他沉迷于研究盗窃技巧,将犯罪当作'学问'。
1972年,15岁的赵喜贵因入室盗窃被劳动教养两年。此后16年间,他因盗窃、斗殴、赌博等罪行,先后五次被判刑或劳教,累计服刑长达十二年。一次次的惩罚,非但没能让他迷途知返,反而让他在犯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他的搭档钱振民在飞驰的列车上如履平地,在抓捕围堵中竟然从7楼跳下全身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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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喜贵与钱振民的交情,源于一场意外。
那次在河南信阳,向来独来独往的赵喜贵破了例,和东北贼伙联手干了票五万的大活。事情起于北京开往广州的列车,他在北京站候车室盯上一名富商,对方手里提着几万现金,警惕性极高。正当赵喜贵准备动手时,富商身边突然出现个年轻女子,三言两语就和富商熟络起来。凭着多年行走江湖的经验,赵喜贵一眼看穿女子也是同道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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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再三,赵喜贵还是舍不得放弃到手的肥肉。进站时,他发现女子背后竟是锦州帮,一个平日里见到他都毕恭毕敬的团伙。列车上,女子用掺药饮料放倒富商,结果被赵喜贵抢先一步拎走装钱的包。锦州帮刚想上前盘盘道,结果赵喜贵提出“下车再说”,赵喜贵以为凭借自己在道上的威望能镇住对方。
凌晨五点,赵喜贵住进南湾湖国际大酒店。刚换好浴袍泡上茶,门外就传来急促敲门声。赵喜贵开门一看,锦州帮的四个人满脸怒容,领头的光头直接开口问赵喜贵索要赃物。双方没说两句就打了起来,赵喜贵刚踢开抢包的锦州帮老大,数把尖刀就扎进了他的身体。
千钧一发之际,住在同一酒店的钱振民突然到访。他撞见倒在血泊中的赵喜贵,当机立断止血裹伤,火速将他送往医院。医生诊断赵喜贵身中五十三刀,其中最深处直抵骨膜,差点击中动脉。钱振民在病床前守了三天三夜,等赵喜贵伤愈后,还亲自护送他回齐齐哈尔老家。
这场劫难后,赵喜贵逢人便说:“钱振民是我的救命恩人,这辈子我都认他当亲兄弟!”
这时,王仲刚突然想起了01号线人张俊梅,时间过去这么久了,她居然都没再露过面,也没有向专案组提供过什么线索,这明显不正常。
随后,王仲刚让冯杰将张俊梅传唤到了指挥部,面对公安干警的询问,张俊梅最终交代了她近期跟赵喜贵在株洲的事实。得知这一消息,王仲刚立刻安排韩庆华、冯杰还有02号线人王建火速赶往株洲,寻找赵喜贵、钱振民等人的蛛丝马迹。
专案组经过抽丝剥茧,不放过任何一丝细节,终于找出了“南下铁道袭击队”最凶狠的“东北虎”虎头、江洋大盗赵喜贵和亡命车匪钱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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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线人查证,原来两人不再像往常一样住大酒店、动辄出入高档场所,这次,他们选择在株洲一个不起眼的小饭店蛰居,怪不得冯杰和韩庆华找不到他们!
线人指出,赵喜贵和钱振民今晚要到庆云大厦跳舞。冯杰二人在大厦附近的“温州发廊”发现了毫无戒备的赵喜贵。当听到有人直呼其名时,赵喜贵诧异地扭过身,这里谁会知道他的真名? 他已经习惯了人们称他“胖哥”“白经理”“白明超”,他的真名赵喜贵很少有人知道。结果,两个乌黑的枪口已顶上了他的额头。
等把赵喜贵押送到当地派出所后,韩庆华和冯杰又马不停蹄来到庆云大厦3楼夜总会,结果发现里面乌烟瘴气地聚集着20多个人,一个个流里流气,一看就不像正经人,其实,他们都是当地有名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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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杰攥着手枪的手心渗出冷汗,目光扫过熙熙攘攘的舞厅。人头攒动的人群里,至少藏着二十来个贼,此刻正像蛰伏的毒蛇般分散在各个角落。这地方人多嘴杂,根本不是动手的好时机。
“撤!”他压低声音对韩庆华说。
双拳难敌四手,仅凭他们两人,一旦抓捕时惊动贼群,那些亡命之徒蜂拥而上,后果不堪设想。更要命的是,在这人来人往的舞厅,枪支完全成了摆设,稍有不慎子弹走火,伤及无辜群众,整个行动就会变成灾难。
最让他揪心的是主犯钱振民。那家伙像泥鳅般狡猾,一旦趁乱混入人流,之前半个月的蹲守就全泡汤了。想到王仲刚对他们俩的交代,冯杰顿时冷静下来,立即转身朝出口方向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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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侦查,冯杰、韩庆华决定到楼梯拐弯口实施抓捕,给钱振民来一个措手不及。
当钱振民搂着小情人下楼梯时,冯杰突然将右手插向钱振民右臂,向后一扭,钱振民反应极快,转身搂住冯杰,两人滚下楼梯。小情人慌忙呼救,称有人砸场子,果然,舞厅里迅速跑出10多人,个个拿着匕首、三棱刮刀等凶器围了上来。
钱振民仗着自己身材高大,也掏出匕首一通挥舞乱捅,千钧一发之际,冯杰就势一个“猿猴绕背”,快速抽枪砸向钱振民的头部,钱振民满头是血、立刻失去平衡,脚下踩空后摔趴在地上,冯杰一脚踩住钱振民脑袋,和韩庆华同时拉开枪栓、子弹上膛,朝着众打手喊道:“我们是公安部追捕组的,我们的枪爱走火,不怕死的尽管上!”那帮人纷纷向后退。两个“铁路老虎”,在一天间隔3个多小时内双双被擒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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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龙头案件“3·20”案的主犯郑松华、李秀江他们尚未落网,他们到底有没有潜回碾子山?
碾子山离齐齐哈尔市中心有100多公里,这里的工厂效益不好,一些人失业了,使得有人专门到铁路上盗窃打劫。
专案组知道,此刻已到中秋节,正是抓捕人犯的绝佳时机,于是,王仲刚再次把算盘打到了袁宏身上,他让人把袁宏提出来,跟他晓以利害,让他戴罪立功。随后,专案组把袁宏放了出去。
事实证明,专案组没看错人,很快,袁宏就向专案组密报了郑松华、李秀江、刘艮波几个重要案犯此刻就在碾子山。钱振民也主动交代,258次车上绑乘警的案子就是郑松华干的。
专案组的侦查员放弃了自家的中秋团圆,决定突袭齐齐哈尔碾子山。
随后,线人密报了“3·20”案主犯的行踪,专案组立刻出动,布下天罗地网。
郑松华、李秀江、刘艮波出现在碾子山集贸市场采购食品,准备和家人团圆告别,到深山老林里躲一阵。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侦查员从天而降,迅速制服了两人。不料,追捕组被当地一伙不明真相的群众足足包围了近3个小时,即使亮明身份,包围的人群依然起哄、推搡。
“你们凭啥随便抓人?”
“这两个人是好人!”
“放了他们!”
“就是,凭啥抓他们,放人!”
“滚开!谁给你们的权力?让你们来这疙瘩抓人?”
侦查员心里非常清楚,此时,若不赶紧脱身,别说是两名罪犯带不走,就是他们自身的安全也难以保障。好在,华安区公安分局几十名警察开着警车呼啸而至,这才得以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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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地一些群众的乡情和地域观念,追捕组行动还会受到跟踪和监视,追捕组有时和当地有关组织一通报,追捕对象很快就逃之天夭。于是专案组决定“欲擒故纵”,通过各种途径广泛透露“5·10”专案组要收场了,追捕组都撤走了。故意让一些人看到侦查员登上南下火车,当地同志配合计策、依依惜别。
冯杰甚至到碾子山的市场上买了些东北特产准备带回河南,然后拎着大包小包上了汽车,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华安机械厂公安处的同行们告别。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专案组早已“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秘密安排线人潜伏下来。当得知赵启发等劫匪终于露头,歇脚在上山必经之路的三江镇,准备连夜躲进深山老林时,抓捕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现,一举擒获了罪犯嫌疑人。
而在抓捕组抵近赵启发的落脚点时,他正在和他的朋友喝告别酒,侦查员偷偷包围后门时,他还在想,自己只喝几杯暖暖身子,马上朋友就把他送进深山,到那时,什么郑州来的公安也就抓不到自己了。
震惊全国的“3·20”特大绑架乘警、抢劫枪支恶性暴力案件的罪犯,在“5·10”专案组侦查员们6个多月缜密侦查和紧张追捕下,大部分被缉拿归案。
在“5·10”行动中,专案组干警以奉献与牺牲为誓词,以匡扶正义为己任。很多同志积劳成疾,身患多种疾病;有的同志妻子生孩子却顾不上返回近在咫尺的家;有的同志累得晕倒在办公室,患上了美尼尔综合征;有的同志在追捕罪犯的战斗中出车祸身受重伤;有的同志的家人和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尽管如此,专案组的同志没有一人退缩和动摇。郑州铁路公安局“5·10”专案组经过一年多的“战斗”,摧毁了一批东北流窜团伙,捕获了70多名长期在铁路上为非作歹的重犯,维护了国家的法治。其中:赵喜贵、杨志刚、薛守志、吴景祥、王锁柱、孙平、丁东升、李秀江、吴殿涛、贾永发被判处死刑,于1990年5月26日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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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布命令:授予郑州铁路公安局“5·10”专案组集体一等功,铁道部公安局为李进永、王仲刚、臧自恒、冯杰、商俊奎、吴永胜等6名同志记个人一等功。“5·10”专案行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打击铁路流窜犯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最为成功的一次“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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